文化，廉政文化是关于为政者为政清廉的文化，中心思想是讲：“为政者廉以洁己”、“为政者慈以爱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从洁己、爱民、任贤三个方面构建廉政文化思想体系。这种廉政文化经过历代思想家的阐发，成为内涵丰富而哲理深刻的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它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在为政之德方面具有值得弘扬的优秀思想和文化。

1、“为政者廉以洁己”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主张，为政者首先必须从自我修养做起，做到洁身自律，作出表率，我们把它概括为“为政者廉以洁己”，这是实现廉政的前提和基础。 

孔子较早地提出了为政者“修己”的思想，他说:“修己而安百姓。”(《论语·宪问》)“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作为为政者的君主，修身至关重要，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君主遵守礼的规定，民众才能敬畏。孔子还提出“仁者爱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放于利而行，多怨”；“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等廉政思想。         

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孟子提出了“正君而国定”的思想，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作为一国之君，修身至关重要。孟子也提出过“民贵君轻”的学说，劝告统治者重视和爱护人民。他还提出了养心寡欲的思想，主张为政者要带头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善养吾浩然之气”；要通过“反求诸己”，排除感官物累，保持高尚的节操。并特别强调指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法家代表人物荀子提出君主为仪表的思想，他认为，君应为民之仪表，就像标杆和它的影子一样，标杆正，影子才能正，君主应以身作则，以身示范，为民作出表率。 

唐代李世民提出了君主“正身”的思想，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贞观政要·君道》)他认为，作为君主，无道有道至关重要，这是关系到能否得到民众拥戴的问题，必须加强修身，做到身正，不因嗜欲而妨政事，扰生民。 

宋代司马光提出了“人君德明”的思想，他认为，君主的一言一行十分重要，君德昭明，臣下才能尽忠，作为君主，应该禁暴除害，赏善罚恶，这样才能使君德昭明，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天下国家得到治理。 

二程（程颢、程颐）提出“恕己及人”的思想，认为，天下治乱，人君是关键，君行廉政，就是要发政施仁，以人心悦服作为根本，使四海之民蒙受其恩泽。 

朱熹提出了“正君心”的思想，主张君主应修身正心，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大事，修身正心最重要的就是去掉私心，胸怀天下之大公，亲近贤臣，避开小人，申明正义，闭塞私邪之路。 

2、“为政者慈以爱民”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主张，为政者要做到为政清廉，关键是做到爱民，民为国之基础，为政者必须以爱民为要务，这可概括为“为政者慈以爱民”。这是实现廉政的关键问题。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以富民、爱民、宽民为重，把民众摆在重要的地位上，认真严肃地勤于政事，取信于民，广泛仁爱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认为，民众的切身利益之事是不可怠慢的，民众只要有固定的产业，就能安于农亩，凡是取之于民的事情一定要有所节制，不能无度，只有这样，才能争得民心，把民事不可缓作为爱民的要务。 

荀子继承孔子和孟子的爱民思想，提出“平政爱民”的主张，他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就如舟与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必须做到平政爱民，才能有江山社稷的稳定。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在贞观年代，他主张与民休息，改善民生，使当时的经济繁荣起来，史称“贞观之治”，他认为，衣食问题是民众的根本问题，是民众生活的基本物质保证，他的爱民思想注重解决民众的衣食问题，这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 

二程的爱民思想讲道:“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忧为本。”(《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五)二程认为，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是民志定、民力足，民众生活富足，民心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得到充分治理，必须理顺民心，使民众生活充裕，二程的爱民思想强调以民力为重。 

南宋朱熹的爱民思想具有代表性，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恤民”的思想，朱熹认为，治国的根本是得到民众的拥护，必须把体恤民众作为廉政的重要内容，作为君主，要加强自身修养，光明正大，立纲纪，讲义理，亲贤臣，远小人，闭塞私邪之路，这样，才能得民心。二是“足食”的思想，朱熹认为，民生最根本的是衣食足，衣食足则民心安定，国家就不难治理，所以，爱民应以足食为先，把农业放在首位。    

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主张，为政者要做到为政清廉，还必须以任贤用能作为保证，概括地讲，就是“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这是实现廉政的保证环节。 

孔子提出了“举贤才”的思想，他主张任用贤才，认为任用正直的人，民众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贤者，则民不服，孔子的任贤思想得到后世思想家的继承和发挥。 

孟子提出了“尊贤使能”的思想，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继承了孔子“举贤才”的思想，明确提出尊贤使能的思想，主张任用官吏要尊尚贤者，使用能者，让他们在位在职，他认为这是治国的重要保证，不这样做，国家就会空虚。 

荀子提出了“尚贤使能”的思想，着重阐发了任贤思想，他认为，应尊尚贤者，使用能人，无能的人不能授官，尚贤使能是治国的重要保证。 

李世民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他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认为，为政最根本的是任用贤才，不用贤才，国家难治理，任用贤才，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司马光也提出了任用贤人的思想，他说:“为政之要，在于用人。”(《上皇太后疏》)司马光认为，治国的最重要的保证就是用人，他主张任用德行高尚的贤才。 

二程提出了“择任贤俊”的思想，认为，君主必须任贤选能，把择任贤俊作为根本大事来办，得到贤才后才能共同治理国家，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保证就是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朱熹也提出了举用贤才的思想，主张举用贤才，应该把有德有能者举而用之，使之在位在职，只有这样，才更加有利于治国安邦。 

统而言之，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源远流长。为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不同时代的长治久安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对树立为政之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树立为政之德，必须弘扬“为政者廉以洁己”的优秀传统，做到廉洁自律，以身率人；树立为政之德，必须弘扬“为政者慈以爱民”的优秀传统，做到权为民所用，不以权力谋取私利；树立为政之德，必须弘扬“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优秀传统，做到任人惟贤，加强官德建设。

二

纵观我国古代的传统廉政文化，从仁义廉耻的从政道德到节俭重民的优秀品德，从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到克己奉公的修身之志，从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到心忧天下的鸿鹄之志，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刻内涵和重要影响。作为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支持，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1、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经过历代人们的探索、加工和改造，在不断与贪污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发展、深化，形成了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许多已融入到现代思想文化中、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中国古代民贵君轻、勤政廉政等思想文化已为人们所熟知和倡导，成为当今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和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一以贯之，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 

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有着强大的习惯力量，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更是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爱民厚生”等传统廉政思想引导、激励人们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自觉地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因此，传统廉政文化也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开展的潜在动力。 

当然，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尽管有着丰富的内容，但也不全是精华，也有着消极的方面，如传统的廉政文化中有许多针对官员的廉政建设思想，但却缺少对专制君主廉政勤政方面的监督，各种廉政思想、措施的出发点往往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人民仅被视作统治的对象和权力斗争的工具，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连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固封建统治。对这些糟粕，我们在丢弃的同时也应了解其历史原因和阶级局限性，并加以总结，从而不断提升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水平。 

2、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深得民心，人们痛恨贪官污吏，颂扬“青天大人”已成为一种惯性。传统廉政文化的长期熏陶和真实的历史教训，使得人们充分认识到：官员的廉洁勤慎与否，历来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反腐倡廉应当是当前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只要我们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弘扬传统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必能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倡廉工作的支持。  

其次，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我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中意义深刻的廉政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廉政制度都很值得我们在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加以借鉴和运用。比如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多层次监察的意识，以及设官分职、激励勤政的官僚制度等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所在之处，对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很有借鉴意义。 

最后，传统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几千年来，在我国廉政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并深得群众的喜爱，比如格言、传说、戏曲、诗歌、小说等形式，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又宣传了廉政思想，震慑了贪官污吏，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很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借鉴。此外，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注重的一些人伦道德和修身原则，如淡薄寡欲、见利思义、克己奉公、勤政爱民等，都可以运用到当前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工作中去。 

3、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我国的官德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古人在加强官德教育和官德修养方面的有益做法是值得借鉴的。明代吕坤曾说：“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无巧术，除却久道再无顿法”（《呻吟语·治道》）。他认为“身教”和“持久”是加强官德教育的重要方法。从现实来看，领导干部处于各级组织的核心地位，其道德状况直接影响党和国家的执政形象。领导干部若能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其“身教”的意义与影响是重大的。持久之方则要求为政者在执政实践中须臾不可离开道义，并通过“细行”积累以成“大德”。当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便是这个道义，它提醒领导干部要常思从政之德，始终关注自身道德建设，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从而真正成为民之表率。

在道德修养方面，先哲认为慎独与自省是达到至高道德境界的重要手段。慎独的根本精神与要求也是不离道义。自省则要求在正确的是非观、荣辱观的基础上“反求诸己”、反躬自问、自责。新形势下，我们应通过加强道德修养以形成“廉荣贪耻”的廉洁从政氛围，要求各级官员树立崇高的人生信仰，具有强烈的公仆意识，并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守住廉洁从政的道德防线，从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公仆意识”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当代清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干部最大的官德。在官德建设中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培养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可以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而遏制消极腐化观念及其行为的发生与泛滥。抵制消极腐朽文化对人的侵蚀，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在心目中确立了廉政文化的主体地位，才能树立清廉的价值观，自觉反对和抵制腐败诱惑。 

其次，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自我约束能力。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约束、规范、引导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我国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不但包含着古代廉吏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气，还包含了种种廉政制度规范，其一旦根植于官员的心中，将起到法律制度和廉政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  只有充分发挥传统廉政文化潜在的熏陶、引导、渗透作用，才能感化、优化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使其树立以腐败为耻的思想观念，不断增强自我约束力。 

最后，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遏制腐败风气的蔓延。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观、道德准则一直按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渠道，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人们，直到今天，包含着清廉价值观等诸多内涵的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仍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评价周围的人和事，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的蔓延。 

三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其现实作用，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进一步推动我国廉政事业的发展。 

1、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廉洁主要是对各级官吏的道德要求。因此，如何对待廉洁，就成为衡量一个官吏是贪官还是清官的重要标准。为“崇廉抑贪”，中国的各个朝代对于贪官的处置都是非常严厉的，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两汉时期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分门别类地针对各种贪贿行为予以惩治；在明代，更是出台了惩治贪污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然而面对权力、财色的巨大诱惑，仍有不少官吏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致使权力滥用、官场腐败，导致许多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传统廉政文化中对贪赃枉法者的严厉惩戒，在警醒世人的同时，也对身在其位者提出了具体的从政道德要求，如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公私观、荣辱观，要养成节俭的品德和廉耻之心等。

然而惩戒贪赃枉法者已属事后行为，贪腐事实已经对社会及国家机器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加强廉政保障制度的建设并有效贯彻实施，方能从源头遏制贪腐行为的发生。古人的孝廉制度等，对规范准官吏的选拔行为发挥过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先哲对廉洁的制度保障诉求的探讨，说明我们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为政者的道德自律上，它需要必要的制度规范做保障。西汉末学者刘向直截了当地说“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说苑·政理》）。目前我国的腐败案件呈高发态势，立法上虽然在《刑法》第八章中对贪污腐败犯罪做出了相对严厉的惩治规定，但却缺少有关的程序法保障，给证据采集、案件侦查、法庭审理带来不便，从而导致了办案效率低下，警示教育作用甚微。因此，我国亟待出台一套较完整的惩治贪污腐败犯罪的专门法规，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及办案程序做出比较周全、缜密、具体的规定，明确区分罪与非罪，从严规定有罪标准和处罚措施，从而才能有效地威慑隐形犯罪和预谋犯罪；另一方面，专门法的制定也能够方便人民群众了解和举报腐败罪行，有利于执法机构及时立案查处。     

2、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 

近年来，众多政府监督部门的高官纷纷落马，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谁来监督监督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制度规范的不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当前我们还没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来防范人们进行腐败行为，使人们追崇廉政行为。我国法律法规侧重于事后处理，轻事前预防。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够具体，体现在没有追究和惩处的具体操作程序等，没有具体的经费规范和行为的规范。如至今为止，尚未形成对领导干部财产收入的银行存款的监督与查处机制等。诚然完整的监察机构和完备的监督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依赖监察机构，尤其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对监察机构、监督者的监督不可或缺。从我国由古至今几千年的反贪实践来看，人民群众无疑是最公正、最称职、最积极的监督者，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贪官污吏的斑斑劣迹绝不可能逃过民众雪亮的眼睛。历史上无数贪污腐败的大案都是在人民的检举揭发下败露的。两汉时期就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甚至把民间舆论即所谓的民谣作为陡黜官吏的依据之一。因此，我们应将人民群众的监督纳入到现有的监督体系中来，不仅要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工作，而且要通过法律对相关程序加以明确，在保证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同时保障好监督者的人身安全。目前在我国检察系统全面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便是很好的监督形式且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我国现行检察制度的设计，包含着党的领导、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制约、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监督制约机制，但司法实践中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的手段不多，途径有限，因而在社会上引发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直接介入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活动，有权了解案情和有关法律适用情况，有权阅知案件主要证据，从而为人民群众有效监督检察权的行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切实防止了执法不公正、不文明、不规范、不廉洁等问题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加强立法、行政、司法等各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之间的合作，实行互相监督、协作办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质量，从而形成较严密的廉政监督体系。

3、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左传》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由于特殊的职业属性的原因，自古至今，官员的道德缺失问题，往往都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私德失守等败德行为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前道德领域里的突出问题。官德是指掌握一定政治权力或行政职权的公职人员，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所恪守的职业准则和具有的道德操守。官德的主体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官德与公权力有关，因此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在中国历史上，强调为政者的职业操守，重视官德建设，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儒家治国、治吏思想精髓的“为政以德”，强调道德的政治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历史话题，更是当下加强官德建设所必需关注的现实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一个政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就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就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只有惩治腐败，才能深得民心，党才能长期执政，国才能长治久安；而唯有加强官德建设，培养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才能从根本上反腐倡廉，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把官德建设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明确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把官德标准明确界定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并指出，“维护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利益”是官员最大的官德。为民是官德的核心。领导干部践行为民宗旨，从大的方面讲，是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从小的方面来讲，是履行好职责，干好工作，赢得群众信赖和支持的需要。国家公务人员，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正因为如此，各级干部理应“为民”服务，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要对群众有敬爱之情、敬重之心、敬畏之意，讲党性、讲奉献，不计个人得失，保持良好心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常行利民之举。只有这样才能在执政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